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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封泥：跨越两千多年的“密钥”
封泥的发现与确认
战国秦汉时期,往往会在某些器物､文书等外置检､囊等,然后在系绳上置泥而在其上钤抑印章｡睡虎地秦简《金布律》有“官府受钱者,千钱一垒,以丞､令印印｡不盈千者,亦封印之｡钱善不善,杂实之｡出钱,献封丞､令,乃发用之” 的记载,就是秦时期印章使用后的规定｡而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贼律》中也有“毁封,以它完封印印之,耐为隶臣妾”,是对非法打破封泥后用其它封泥冒充的惩罚｡《二年律令·行书律》规定“书以县次传,及以邮行,而封毁,□县为劾印,更封二署其送徼曰:封毁,更以某县令若丞印封”,规定了文书在传送过程中,封在文书外的封泥,如果意外破裂后的补救措施｡而在汉简中,也确实有不少“封破”“印破”的当时的相关记录保留下来｡
虽然有确切的的玺印钤抑于泥上形成封泥的记载,而且从后来发现的情况看,古人使用玺印在泥上钤抑的时间也很长,但在相当长时间里人们并未发现有关封泥的任何实物记录｡特别是从宋代金石学开始大兴之后,在日益昌盛的金石收藏中,虽然传世或出土铜器､碑刻等古代遗物越来越多的进入了有宋一代富裕而有闲的士大夫家中,但不知何种原因,直到清代中晚期,封泥才第一次被发现,之后当然就如井喷般被收藏与研究,成为一个新的文物类别｡
从文献记载看,封泥在被发现和进入收藏家手中并加以大规模著录的时间——与甲骨文几乎一样——我们对与之有关的人物､时间和地点都有一个清晰而准确的认识｡据《筠清馆金石》等文献记述,见于记录的封泥的第一次出土是道光二年(1822年),“道光二年蜀人掘山药得一窖,凡百余枚”,之后“估人赉至京师,大半碎裂｡诸城刘燕庭､仁和龚定庵各就估人得数枚,山西阎贴轩藏数枚,余不知落何处｡”
辨识秦封泥
但也确实有学者在这个阶段中开展了封泥时代细化的探索｡如国家图书馆藏有光绪八年(1882年) 吴大澂编撰的《愙斋所藏封泥目》抄本,共收录80枚封泥的名称｡该稿本为吴大澂寄赠陈介琪之物,陈介琪在收到后的次日,就在如“未央卫丞”等19枚封泥下书“伪”字,在“绥远将军章” 等10枚封泥下书“疑” 字,对共29枚所藏封泥的真伪提出意见｡不仅该目将新莽封泥提出单列,而且陈介琪更在“西共丞印”下单写一“秦” 字,对这枚封泥的时代提出明确意见,是目前所见首例确定的秦封泥｡
当然,虽然如此,当时整个学界对封泥断代开展的分析都甚为有限,而这种情况直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 吴式芬､陈介琪编辑《封泥考略》才有改观｡
在《封泥考略》中,吴式芬､陈介琪设计了一个新的编辑体例,其先是按时代,首为“古玺封泥”,次为“汉帝信玺封泥”,后为“新莽朝伪官印封泥”,之后在不同的时代下按职官地理进行进一步的排序｡
郑宇清系统梳理了《封泥考略》中提出与秦有关的20枚封泥考文字后,指出《封泥考略》“将封泥归为‘秦’ 的主要依据为‘印文顺序’､‘印的大小’､‘字体’､‘有阑(即界格)和‘官名不见载’”,基本一直都是后来学者判断是否为秦封泥的重要理由｡
秦封泥集存
从封泥发现情况看,在1997年相家巷遗址秦封泥大量发表之前,已知秦封泥的数量和品种都非常有限,学者以秦封泥为对象开展的研究自然不多｡多数情况下,学者提到秦封泥都仅是封泥史中的一笔带过,极少以秦封泥为专题进行研究,更遑论秦封泥研究专著｡
王国维说: “古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因此在1995年西安汉长安城相家巷遗址大量出土秦封泥后,在巨大新材料的推进下,秦封泥研究的情况得到极大改观｡
1995年西安相家巷遗址秦封泥的出土,如李学勤先生所言,与甲骨文一样,不仅一开始并非科学发掘,而且在出土之后还很快流散｡不过可喜的是,在相家巷秦封泥流散的过程中,很快孙慰祖先生在澳门鉴其时代为秦,路东之先生收藏的封泥也经周晓陆先生确认为秦｡虽各自“闭门造车”,但最终“出门合辙”,一南一北可称为学界幸事｡
伴随着各家收藏的庞大到远超人们想象的秦封泥数量和品种的公布,以及各项研究成果的不断深入,关于秦封泥的研究,无论在研究角度还是研究成果的数量上,在今天看来已非常惊人｡甚至可以说,20年多年来学界开展的秦封泥研究的范围之广､数量之多,在很大程度上已超过了经一百六十余年积累和发展的汉封泥研究,成为封泥研究中最重要的方向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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